袁世凯的后代 袁世凯儿子的后代图现在在哪 解密袁世凯最漂亮的老婆图

  小编刚才看了袁世凯的一些儿子生平,感觉基本上都是好孩子!在新中国的带领下都走好了自己的路!解密袁世凯最漂亮的老婆图,袁世凯儿子的后代图现在在哪?

  前文书,小编写道,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二十军军长杨森,妻妾成群,公开承认的就有12位,加上被其暗地里糟蹋过的,杨森的妻妾有多少无从考究。就连风流少帅张学良也曾亲口承认,自已有11个情妇,第一次被开苞还是表嫂得逞。

  其实,在近代妻妾成群对于豪之大者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革命导师,国父也是萝莉控,动不动就追求幼儿,与之结婚,让人大跌眼镜。怪不得,林语堂曾言:“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娶归,纳为小妾,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

  今天,小编带大家来看看中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袁世凯的妻妾情况。至于,袁世凯有多少情人,着实难以考究,但其公开承认的就有一妻九妾共十人。

  1、元配于氏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在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17岁的袁世凯在老家与沈丘于氏成亲。婚后,两人感情一般,生子袁克定之后,就不在同居。

  2、大姨太沈氏

  22岁时,袁世凯曾到上海谋事,结识了苏州名妓沈氏。据说沈氏曾资助袁世凯,在袁世凯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并将沈氏接往朝鲜汉城,做了大姨太。

  3、二姨太吴氏、三姨太金氏、四姨太闵氏

  由于朝鲜兵变,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在朝鲜12年,袁世凯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金氏出嫁时,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闵氏和吴氏。袁世凯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着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闵氏为四姨太。

  4、五姨太杨氏

  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时,娶天津杨柳青人杨氏。由于其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堪称袁家的“王熙凤”。

  5、六姨太叶氏

  叶氏,本为南京钓鱼巷的妓女,被在南京公干的袁二公子克文看上。在袁克文回京复命时,一不小心把叶氏的照片滑了出来。此时,袁世凯看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是一个机灵鬼,回话:“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这样,叶氏就被袁世凯娶为妾,袁克文只能望“母”生叹了。

  6、七姨太张氏

  张氏,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7、八姨太郭氏

  郭氏原是苏州名妓,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有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

<西安癫痫较好医院p>  8、九姨太刘氏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除回籍、在彰德府隐居时,娶九姨太刘氏。刘氏原为五姨太杨氏的丫鬟,成年后为袁世凯“临幸”,因而被收为第九名姨太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50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

  如此妻妾,算是袁世凯公开承认的,还有多少未被承认的妻妾,一时难考。

  在袁世凯称帝后,册封妃嫔,一、二、三、五姨太四位,为“妃”,六、八、九姨太三位为嫔。姨太们不服气,一见到袁世凯,便为此事争吵不休,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真是荒唐至极。

  一把辛酸泪,

  满纸荒唐言。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远比袁世凯更有自知之明。

  妻妾间等级观念森严

  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中,这些女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袁世凯元配妻子于氏的正室地位却形同虚设。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在袁世凯的大家庭里,等级观念极其森严,严格遵守“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期待他成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开始了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后来让她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有一套“治内”规定

  袁世凯是军人,有一套办法管理军队,也有一套办法管理封建的大家庭。按照袁家家规:妻为管家主妇,妾无权参与,妻可管妾,妾待妻如尊长。

  在袁家,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袁世凯制定了一个“治内”规定: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七夫人邵氏因病早亡),五夫人杨氏后来又管理全家。

  在钱财利益上公平分配

  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约束。但袁世凯在钱财利益上则是公平分配,也不轻易流露出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的偏爱。比如,月钱的数目,各房一律均等。如果如夫人们犯了错,袁世凯除当面训斥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个月或数月的钱。在侍寝方面,袁世凯也不是像皇帝那样翻牌,而是一周一人轮值。

  另外,袁世凯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而在家里,也请了女教师给女儿和如夫人们上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北京治疗癫痫病医院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口述的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成了关于这位“皇太子”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风流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痢3性笤昂艽螅�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如、画家秦仲文都曾在我们家住过。那幢房子现在是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

  印象中我们搬到承泽园后,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抚吴大��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亲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婴幼儿抽风是什么癫痫吗是看棋谱。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1948年,父亲被燕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导师,但任艺术史课程,以后多次在京津各大学举办诗词戏曲讲座,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很多燕大学生周末也会跑到承泽园的家里来拜访父亲,对袁克定多少有数面之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系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的赏识,而不是简单的裙带关系。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9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父亲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亲。父亲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

  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往。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袁克文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他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许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癫痫病发作前地症状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一次章伯钧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我父亲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候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过他,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见往来的亲戚从河南赶来,卖了那座房子。母亲后来说,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必计较了。袁家曾是这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人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